官員被查:老板給錢就像扶貧 被留置前仍沉浸在吹捧奉承中暢想未來仕途

　　據(jù)報道，周麟“少年得志”、“前途不可限量”的聲音，在他耳邊此起彼伏。他的心中滿是激動、得意和榮耀，立志在新的崗位上撲下身子好好干番事業(yè)。

　　不過，表面的光環(huán)和現(xiàn)實的遭遇卻形成了“反差”，由此造成了周麟心理上的“落差”。星子縣是九江市人口小縣、財政弱縣，周麟發(fā)現(xiàn)，縣委辦公室主任負責的開支只有他在鄉(xiāng)鎮(zhèn)時的三分之一。職責上，他只是縣委書記的助手，似乎還不如做鄉(xiāng)鎮(zhèn)主官那樣有存在感。加之星子縣遠離市區(qū)，周麟平時幾乎不能回家。自己雖然級別變高了，但實際收入?yún)s有所下降，想給孩子多報培訓班都要精打細算。周麟的意氣風發(fā)被現(xiàn)實潑了一盆冷水。

　　他本想找朋友聊聊天，排解一下心中的苦悶，卻無奈地發(fā)現(xiàn)，但凡有點交情的朋友，在自己當上縣委常委后，“三句話不離請托辦事”，吹捧奉承之外，全無情誼可言。周麟感到厭惡，他們只是盯著自己手中的權力。事實上，朋友只談利益不談感情的狀況，長期伴隨著周麟，并隨著職位的提升愈發(fā)明顯。“現(xiàn)在回想起那段時間的心態(tài)，既膨脹又迷茫。職位越高，我卻感覺越孤獨。”周麟說。

　　只有兩個人沒有讓周麟?yún)挓?mdash;—他在鄉(xiāng)鎮(zhèn)工作時結識的蔣某某和李某某。周麟甚至說，“參加工作以后，應該只有他們兩個算得上我的摯友了。”

　　與其他直接用錢向周麟示好的老板不同，絕大多數(shù)時間，蔣李二人對周麟只談感情，不提要求。在周麟看來，他們爽快大方，不給自己惹麻煩，還是難得的傾聽者。他們帶周麟逛街消費，和他套近乎，但并沒有表現(xiàn)出要他幫忙辦事的意思。有時他們會主動提醒周麟，與某某老板交往不要過于親密，以免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如果生活上需要錢，可以從他們那里拿些用。有一次，因為工作繁忙不能照顧家人，周麟表達了不想繼續(xù)干下去的想法，蔣某某適時鼓勵他，你還年輕，起點很高，現(xiàn)在放棄大好前途未免可惜。

　　十幾年的交往中，周麟感到，蔣李二人是真心為他著想，焦躁時予以安慰，失落時提供精神支持。周麟升任星子縣縣委常委后，每年春節(jié)，兩個老板都會到他家拜年。李某某后來還管周麟的父母叫起干爸、干媽。

　　在周麟心里，友情產(chǎn)生的信任已經(jīng)蓋過了他對政商身份應有的警覺。

　　“圍獵”者通常先取得對方的好感和信任，再適時提出要求。蔣李二人也不例外。在與周麟的密切接觸中，他們了解到他對錢的需求，也深知他明確提出的底線：直接送錢請托辦事，是絕對行不通的。他們選擇為自己的真實目的罩上友誼的面紗，十余年間，每年拜年都會留下一兩萬元的紅包。

　　周麟也曾有過“無功受祿”的不安。蔣李二人第一次留下紅包的2011年，周麟剛剛離開廬山區(qū)到星子縣任職。那時的他對紀法規(guī)定只有大致印象，自信地認為蔣李二人已不再是他的管理服務對象，可以當作純粹的朋友。紅包是朋友的禮物，與權力毫無關系。同時，他還有一點私心。相比于老板幾百上千萬元的年收入，這一兩萬元不過是九牛一毛，對周麟來說卻不是小錢，“感覺他們給我錢，就像扶貧一樣”。

　　辦案人員介紹，周麟最反感唯利是圖的人，但如果先和他成為朋友，再請他辦事，他就容易自我麻痹，認為這是對朋友盡仁義之責。所有給周麟送錢的朋友，他最后都幫了忙。很顯然，周麟將蔣李二人給他送錢與請他幫忙完全分開，后來在子女上學、承接工程等方面為其提供幫助。殊不知，這一個個紅包和一次次請托早已構成權錢交易的事實。

　　畢竟相識十幾年，很難說他們之間沒有一點情誼，但遺憾的是，周麟始終沒有看清兩人的真實面目。他將自己比作期貨，“如果性價比不高，誰也不愿意投資。我已經(jīng)明確講過違規(guī)的事不會做，他們再送給我錢，出于朋友情誼還是大過‘圍獵’的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