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勛章"得主每月百元買彩票 為何每月花幾百元買彩票卻從不兌獎？

　　20世紀60年代初，父親到安徽工作。他工作很認真，不是光研究制定政策就行，還要調查政策是否可以兌現、執(zhí)行能否到位。當時，糧食是定量供應的，一個城市戶口每月一般20多斤，政府要求其中要有10斤精糧。父親來了后，特意跑去糧站買精糧。結果，售貨員眼一瞪：“哪有這么多精糧？”他后來給我們講這件事，說：“如果是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那就不可能把黨和政府賦予的任務完成。”

　　上觀新聞：父親的言行對您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李宏塔：父親繼承了祖父的高尚品質和良好家風，對我們沒有什么條條框框的規(guī)定，更多的是身體力行，嚴格要求自己。久而久之，我們也知道了該如何做人、如何做事。

　　同時，父母很注重用祖父的事跡來教育我們，要求我們嚴于律己，不斷學習進步。我體會，這是父母對子女的大愛，是真誠的、嚴格的愛。

　　記得有一次，有人送來幾袋葡萄干。在當時，這可是稀罕東西。我少不更事，就拆開一包吃了起來。父親回家發(fā)現后，當即批評了我。他說，我們只有一種權力，就是為人民服務。因為做了一點工作就收禮物，這不是共產黨人應該干的事。隨后，父親就把葡萄干退回，我吃的那一包也折價退款。

　　父親退休后，我到北京開會時順便去看他。他卻說，開會就要好好開會，把會議精神領會好，回去抓緊貫徹，不要動不動就往家里跑。到老了，他心里想著的都是工作和人民。這就是老一輩的特點。

　　上觀新聞：您如何看待“革命之后”這個身份？

　　李宏塔：曾經有人問我，李大釗、李葆華一定給你們留了不少家產吧？我的回答是，我們不需要什么遺產，李大釗的子孫有精神遺產就足夠了。

　　事實上，不管是從祖父還是父親那里，我們學到的、傳承的是“牢記革命傳統(tǒng)”。“革命之后”帶給我的更多是責任感，而不是一種光環(huán)。它時刻提醒我們，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

　　我們多一點辛苦

　　群眾就會少幾分痛苦

　　上觀新聞：您是什么時候正式接觸民政工作的？

　　李宏塔：38歲那年，我面臨從團委轉崗出去的機會。當時，就想找一個干實事的部門。民政尤其實在，是直接給老百姓辦事的。所以，在組織上征求意見時，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安徽省民政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