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捐贈物上的詩刷屏 引經據典，用這些詩句表達支持你會用嗎？

　　最近，日本送來的抗疫物資上頻頻引經據典——有取自日本國長屋王偈子的“山川異域，風月同天”，有取自《詩經·秦風·無衣》的“豈曰無衣，與子同裳”，最近的一批物資上的文字則引用了唐代詩人王昌齡《送柴侍御》中的一句“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鄕”，甚至還化用《千字文》中的“同氣連枝”寫作了一首小詩——“遼河雪融，富山花開；同氣連枝，共盼春來。”

　　在這些取自中國古典文學中的、意蘊深厚情感豐沛的詩句的對比之下，我們一次次重復、喊成口號的“武漢加油”倒顯得有些貧瘠了。

　　當國家危難之際，或許不該文質彬彬地抒情，而值危急存亡之關頭，如果沒有“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沒有“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許多人的故事該藉何傳之久遠，又會少多少壯烈。如一位學者所說，這些詩“火的不是時候，卻也正是時候”，這或許正是一個好的節(jié)點讓我們思考，明明是我們自己的文化怎么在別人侃侃而談時我們卻詞窮了，而日本又是什么時候習得這些技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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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回答我們今天是怎么變得詞窮的，先要引入一個關于表達的概念——修辭學。學者大衛(wèi)·弗蘭克將修辭學定義為：“修辭是人類的一種以語言為主要媒介的符號交際行為，是人們依據具體的語境，有意識、有目的地建構話語和理解話語以及其他文本，以取得理想的交際效果的一種社會行為。”

　　中國古代因為沒有嚴格學科分類觀念和像西方那樣條分縷析的文學批評，一直被詬病“中國沒有修辭學”（20世紀70年代西方學者提出）。這當然被中國學者們群起而攻之，如果將西方的古典修辭的起源確定為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以城邦社會為語境的演說、勸服和論辯，那么中國早在春秋時期就有專長于論辯的蘇秦、張儀、韓非子，《左傳》、《戰(zhàn)國策》中有許多關于策士論辯的記載，屬于論辯修辭。

　　翻譯家、古文學家林紓有一本《左傳擷華》，就詳細談論了春秋時期那些極精彩的外交辭令和論辯的話術。

　　此外，學者們也認為不該套用西方那種單一的古典論辯模式，因為古漢語作為典型的孤立語言，詞與詞之間沒有很明顯的語法聯(lián)系，因而不可能像西方那樣發(fā)展出一種將語法、邏輯與修辭的對立，并把語法、邏輯的作用強調到極致的傾向。

　　其次，和西方產生修辭學時強調其“說服”的功能和將其作為知識生產和真理發(fā)現的手段不同，中國古典修辭學的核心思想卻是如《文心雕龍》所說的“文以貫道”“文以宗經”“文以征圣”，強調人內在修養(yǎng)、社會管理和社會秩序。甚至中國古代文獻中“修辭”出現的語境如韓愈的“修辭以明道”，劉向的“辭不可不修，說不可不善”都是強調的修辭的教化道德的功用，如果要為中國人怎么總是愛講空泛的家國天下的大道理，或許可以歸咎于此。

　　而中國歷史上真正琢磨和探討怎么措辭、怎么設定情境的古代批評被認為和修辭學的意涵最為接近，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就有的“賦、比、興”也類似西方的修辭學，中國自古就有零零散散的修辭學，此也可為一例。但是文學批評又因為側重詩歌，且重感悟、興味、意境、氣韻，動輒“羚羊掛角，無跡可尋”“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本著“意在言外，不落言詮”的宗旨，說透了就算你輸，更別說形成一套理論了。